任何一个政权，其核心的权力都是军队。这在古今中外，概莫能外。
父亲谈起这个道理时，颇为感慨，他说：“文化革命”的时候，“天下大乱”，什么党中央、国务院，什么各级党委、地方政府，还有工、青、妇，全都冲垮了，实际上都不起作用了；但是，只要解放军还在，这个国家的政权就还在。“文化革命”，把这个道理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了。老毛把这个事情看得很彻底，他算是把国家的本质看透了。”
父亲说这番话时，把他通常时时挂在嘴上的“主席”，换成了口吻颇有一些不恭味道的“老毛”。
纪登奎出席会议
我父亲虽然也是个“老八路”，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，但他一直是个“文官”，是搞“地方工作”的。
父亲说，他虽然也算打过仗，可那只是“剿匪”，最多也就指挥过一个团的兵力吧，还是些个“地方部队”。正规军的大兵团作战，他完全没有经验。
可是，父亲在中央工作期间，却出任北京军区的政治委员，统领过七八十万军队，他还是军委领导成员，起草过“八军区司令对调”的文件。
显然，在我们人民解放军如云的战将里，他根本谈不上有什么“战功”。父亲出任军职，完全是政治性的。
1970年12月，父亲和李德生奉毛主席之命，参加“批陈整风”的“华北会议”，去“挖墙角”；而后在北京军区出任政委和司令，为毛主席对林彪的斗争，守住北京身边这块“阵地”。
1973年12月，“八大军区司令对调”，按毛主席的说法，“司令常来又常往”，李德生走了，陈锡联来了，“政委欢送又欢迎”，父亲一直留在北京军区。
父亲去“军委办事组”，更是毛主席亲自点将。主席把“军委办事组”成员召集来，当面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这个军委办事组，象粘土一样，板结了，不透气了，需要掺砂子。掺了一个李德生，看来还不够。我给你们再派一个文官，我的老朋友，纪登奎。怎么样啊，你们欢迎不欢迎啊。”
父亲讲到这一段时，我问他：“你没有搞过军事，到那里面怎么工作呀？”
他说：“主席是怕他们搞鬼，叫我去那里，就是看着他们。有时候我提点意见，仅仅是文件上的文字修改的事，也把他们搞得精神很紧张。”
他还说到：“军事上的事，我确实不懂。李德生比我强点，也只指挥过一个师、一个军。当时，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，北京军区是首都门户，万一有点闪失，我不仅要掉脑袋，而且还会成为民族罪人。
我对这件事十分担忧，也有自知之明，急中生智，去把粟裕请来了，那是我们军队的名将了。我给他配了几名最好的作战参谋，坐个吉普车，在边境防区漫山遍野地转了几个月。粟裕搞出来一个作战方案，交军事科学院和军事学院的内行和专家们看了以后，认为确实不错，我才比较放心了。”
林彪事件后，父亲又在叶帅主持的“军委办公会议”工作。就这样，按父亲的话，他也“和军队的老总们在一起混了七、八年”。
在军队任职，自然会和林彪打交道。当我问父亲对林彪的印象时，他说了这样一段话：
“当地方干部的时候，对中央的事情了解得很少。这位林副统帅，在我们眼里，和你们差不多，也是象神一样。到中央工作后，先是解决各省、各部、大型企业的文革两派问题，党政方面也管过不少事；在政治局会议上，参加讨论工业、农业、财贸、整党、外交等各种问题，一个国家，头绪很多的。
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发现：中央无论讨论什么问题，都听不到这位副统帅的意见。毛主席的意见很多，各方面的问题，都能听到他的指示。
可是这位副统帅，中央讨论工业，没有他的意见，讨论农业，没有他的意见，讨论财贸，还是没有他的意见，讨论政治问题，比如整党，也没有他的意见……。
我很奇怪：这位副统帅，究竟在考虑什么问题呢？怎么中央无论讨论什么问题，都听不到他的意见呢？
中央的文件上，林彪的批示也总是“完全同意主席意见”几个字。我想，也许林副统帅在考虑什么重大的军事战略问题吧。
可是，后来我到军队工作以后，发现还是这样：中央和军委无论讨论战备、训练、科研、军工，还是讨论军队的政治工作，都没有这位副统帅的指示，听不到他的任何意见。这我就更奇怪了，这位副统帅，究竟在干什么呢？……”
这段话，父亲曾先后对我讲过两次，一次是七十年代，一次是八十年代，两次讲的内容和口气，基本一样。大概中央的事，我们这些当老百姓的很难明白。对父亲这段话，我一直不明白：既不明白中央的事为什么会是这样，也不明白父亲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。
父亲还讲过他向林彪汇报工作的情况，也很有意思。1971年夏天，周总理带着黄永胜、张春桥和我父亲一起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。
父亲说，他向林彪汇报的问题是：“军队现在冗员太多，一个司令，七八个副司令，一个政委，七八个副政委，军、师、团、营，一直到基层，也都是一个正职，好多个副职……。”
他请示林彪：“林总，您是打过仗的人，军队现在这个样子，真的有了战争，还能打仗吗？”
林彪听了以后说：“就是啊，那怎么办呢？”
我问父亲：“军队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？”
父亲说：“文化革命，三支两军嘛。军队干部，派出去一批，提拔起来一批，再派出去一批，又提拔起来一批……。三支两军结束了，军队干部都从地方上回来了，军队干部自然就多了，就搞成这个样子了。”
我问父亲：“那林彪说怎么办呢？”
父亲说：“情况他也知道，可他也不说个办法。就这么一句，没有下文了。”
父亲说：“小平的风格，和林彪完全不同。1975年，小平抓军队整顿，对存在问题，讲了五个字：‘肿、散、骄、奢、惰’。解决办法，部队各级军政首长，一个正职，一两个副职，剩下的统统清理，成立顾问组，都塞到那里头。大刀阔斧，雷厉风行，割疮带肉，快刀斩乱乱麻，问题就解决了。”
我问父亲：“林彪为什么不这么搞呢？”
父亲说：“林彪也不是不会搞，他是不愿意搞。”
我问：“为什么呢？”
父亲说：“文化革命，林彪把他认为反对他的人都搞掉了，军队里都成了他的人了。这种动大手术的事，一旦搞起来，又麻烦又得罪人，折腾的鸡飞狗跳墙的，不是把他自己的人搞乱了吗？
那个时候，离9·13只有两个月，他要和毛泽东斗法，精神紧张得很，心也根本不在这些事情上。林彪手里的军权，是他政治上的本钱，要留着和毛泽东周旋。他怎么会自己给自己找麻烦，去干这种事呢？”
原来是这样，“非不能也，是不为也。”看来，军队建设对统帅的要求，比军事才干、领导能力、专门知识更重要的，是立党为公的道德心。
据说在延安时，朱总司令把《孙子兵法》里论“为将之道”的“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”，次序改为“仁、智、信、勇、严”，写成条幅送给刘伯承作为他五十大寿的贺礼。
这不论作为对刘伯承元帅的评价，还是作为一般的“为将之道”，都是至当至要的至理名言。“仁”字当先，不仅是爱兵，更是爱人民，是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、使命感和政治忠诚，这才是军队统帅最可宝贵的品德。
纪登奎与华国锋、姚文元在中共十大主席台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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